女子结扎死亡 官方100万元“买断”家属追责权

沈红霞丈夫向记者展示妻子的病历。

数年前沈红霞在温州的一个留影。

3月19日,湖北省通山县42岁妇女沈红霞在结扎手术后死亡。

这是一台针对当地许多已孩妇女的输卵管绝育术,沈只是众多计生对象之一,她的死被当地描述为“接受医疗服务过程中意外死亡”。

外界盛传的一起背景事件被当地官方证实:在去年湖北省计生工作年度考核中,通山县排在全省倒数第一,县计生局局长吉世贵被免职。传闻称,为此,该县发动大量干部下乡搜捕超生妇女前去结扎。

传闻还称,事后当地部门出150万“封口”。而据死者丈夫透露,家属获得的“补偿”是100万,分两次给付,条件是“自愿放弃责任追究”。

回乡奔丧被计生部门盯上

站在残垣野草前,沈红霞浅浅地笑着——那是她在温州打工时的一张留影,几年前的夏天拍的,她那时肯定想不到,这会成为她呈给世人最后的微笑。

程世雄手攥妻子生前的几份医院检查报告,反复向人们诉说“冤屈”:“我妻子检查过,她是不能结扎的。”

2012年9月和10月,沈红霞分别在温州市瓯海区第二人民医院、通山县人民医院做过两次B超检查,结果显示,沈红霞有“盆腔积液、左侧附件区小囊肿、肌层内液实性块”等多项妇科病症。

“当时医生说过不能结扎”,但程世雄说,妻子还是“被迫”做了手术。

沈红霞夫妇本来常年在浙江温州打工,今年春节期间,因母亲去世回乡奔丧,也正是这时候,沈红霞“被当地计生部门盯上”。

“村干部和计生人员不停上门,动员我妻子去结扎。”沈红霞已育有两个孩子,大儿子即将成年,小儿子1岁多,按当地规定属计生部门的绝育对象。

小儿子出世后,属计划外生育一直没能上户口,这也是夫妻俩忧心的事。“上门的干部最后开出条件,如果沈红霞同意结扎,小儿子便能上户口,还可领2000元营养费。”程世雄的姐姐程柳细告诉记者。

做完结扎 女子大出血死亡

3月19日上午11点多,由程世雄开车载着妻子,来到位于县城的计划生育服务站,程柳细为照顾弟媳也随车同行。

程世雄则说,“那天计生干部一行人到我家来找,我把车藏起来了,他们到我楼下找不到人,就说你们跑不掉的,不结扎法院会怎样怎样的,就这样,我老婆被吓住了。”

程世雄说之所以带妻子去计生站是“被迫”,“我说我配合你们的工作,再去做一次检查,如果不能结扎就绝对不能搞。”

程柳细回忆,当天在计生站结扎的有五六个人。

近一个小时后,沈红霞被推出手术室,“下午两三点钟隐隐约约有点血,五点多开始大出血,把被子全都染红了。”

当晚,沈红霞离开人世。

官方100万买下“追责权利”

对沈红霞的死亡定性,通山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全贤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不存在强行结扎的情况,沈红霞术前自己同意并签字,死亡属于意外,其善后已与家属达成协议。

“比如修了条公路,有人在上面走路摔伤了,难道非要找修路的?”全贤发用这样的比喻,认为这并非是一起责任事故。

程世雄向记者出示了两份补偿协议,签署日期均为事发第二天即3月20日。一份手写的欠条由县计划局一位负责人签名,向程世雄补偿38万元。另外一份是县计生站与程世雄等人签署的协议,给付死亡补偿金、安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62万元。协议条款之一是,“自愿放弃再追究乙方及其他单位民事责任的权利”。

据程世雄透露,合计100万的“补偿”款,分两次给付,前期已到账50万。

3月22日,通羊镇大畈程村村委会作为甲方,再次与乙方程世雄及其父亲程齐礼签订协议,对程家现住的危房进行改建,“甲方负责该户建筑材料及施工工资”。

但程世雄想要的不是这些,“我还是想要一个说法,在结扎前,我多次跟村干部、搞计生的人说过,我老婆有病不能结扎,还是出了人命。他们应该有人承担责任。”

在结扎手术之前,程世雄说他曾经拿着妻子的检查结果,找过县计生局的一位负责人,“他看了后也说扎不得,但后来跟计生站的医生商量后,说第二天再检查,然后就强行结扎了。”

而据了解,在去年湖北省计生工作年度考核中,通山县排在全省倒数第一,为此县计生局局长被免职。传闻还称,该县发动大量干部下乡搜捕超生妇女前去结扎。通山县委宣传部负责人全贤发证实确有官员被免职,但否认沈红霞事件与此背景有直接关联。

四川遂宁市长何华章被查

何华章

昨日,四川省政界多名人士向新京报记者证实,四川遂宁市市长何华章正在接受调查。记者注意到,3月18日《遂宁日报》报道遂宁市市委常委举行会议传达两会精神,其他市委常委均出席该会议,但未提及何华章。

据透露,何华章是3月17日被纪检部门带走调查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何华章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出席人代会,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3月12日,接受人民网采访,对违规享受保障性住房提建议。

何华章被指与去年被调查的四川省原副书记李春城关系密切,但官方尚未公布何华章被调查的原因。 新京报记者 萧辉 杨锋

人物

经商擅长操盘 从政精于包装

据公开履历和媒体报道,今年50岁的何华章是四川成都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1993年自筹资金创办《成都商报》,先后担任成都商报社社长、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总编辑。

2002年底,何华章从传媒界转入政界。

发家

小报起家擅长操盘资本飙升

成都市当地一位熟悉何华章的资深媒体人评价何是一位“报界操盘奇才”。他向记者介绍,何华章是一个商业意识很强、胆子很大的人,1994年,何华章和几个人自筹资金30万,创办了四开小报《成都商报》,创刊之初,《成都商报》没有全国统一刊号,蜗居在四川省林业厅下属的几间简陋的办公室内。报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一度支撑不下去。

1996年,何华章拿到全国统一刊号,正式命名为《成都商报》。1997年《成都商报》实现广告收入达1.2亿元,进入全国报纸综合实力前25强。1998年,何华章被评为全国报业经营管理先进工作者和成都市十大杰出青年。

何华章另一个大手笔是创办博瑞投资有限公司。1997年成都商报成立博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瑞),博瑞公司拥有《成都商报》的广告和发行经营代理权,到1999年,博瑞公司资本飙升至五亿多元。

1999年7月,博瑞公司购买了上市公司四川电器27.65%股份,成为第一大股东,借壳上市的博瑞传播公司,成为中国股市第一家传媒概念股。善于资本运作的何华章以《成都商报》为核心,打造了包括博瑞传播、博瑞投资、博瑞房地产等企业在内的庞大传媒帝国。

仕途

曾在两会期间包装李春城

何华章的“转型”始于2001年。当年,《成都商报》并入新成立的《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何华章身兼集团党委书记和成都日报社总编辑。据一名熟悉何华章的官员透露,何华章担任成都市党委机关报《成都日报》总编辑时,与时任成都市市长李春城接触频繁,2002年12月,何华章被提拔为成都市市委宣传部部长。

一名成都政界人士评价何华章办事效率高,大胆敢干。何华章履新成都市委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把成都市各家电视台合并组成广电集团,统筹运作。

2008年汶川地震后,成都市成立了城市形象提升协调小组,宣传部长何华章担任组长,打造成都宜居、亲民的国际大都市形象。

此后,何华章先后担任成都市委宣传部部长、成都副市长、市委秘书长,2012年担任遂宁市市长。

四川政界多名人士告诉记者,何华章和李春城关系密切,系李春城班底的重要人物之一,是李春城的宣传“爱将”,何华章为李春城做了很多形象包装工作。

据他透露,2010年3月,国内某知名时政刊物以成都发展变革方式为专题做了一期封面报道,时任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被表述成改革先锋人物,他对党政干部放出狠话“不落实,就让你让路”。该消息人士称,该期刊物出版正值两会期间,李春城曾要求何华章把刊物送到每位全国人大代表的手中。

2012年底,时任四川省副省长李春城被中纪委调查,2013年何华章也多次被带走谈话。一名成都官员告诉记者,“对于他被调查一事,不觉得奇怪。”

2008年至今26名高官获刑 仅1人未涉贪腐

今年2月到8月,短短半年间,能源大省山西7名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对于这些官员违纪违法的具体情形,目前虽无官方正式通报,但从媒体披露的大量信息来看,山西官场“地震”背后,官商之间的不正当关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因素。其实不仅在山西,在其他地区和部门的落马官员中,这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京华时报记者盘点过去7年落马的75名省部级以上高官数据资料,发现其中官商勾结收受贿赂所占比例相当之高。在已经判决或进入司法程序的48名落马官员中,仅有一人未涉贪腐。银行贷款、工程业务承揽、项目审批、用地规划等均为案件高发领域。

数据分析

受贿官员中官商勾结占100%

据京华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自2008年至今,全国至少已有75名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其中26人已被判刑,22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另有19人尚未进入司法程序。在此之外,先后有文化部党组原书记于幼军、山东省政协原主席孙淑义、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副主任李元、四川省原副省长李成云、中央编译局原局长衣俊卿、黑龙江省政府亚布力度假区领导小组原常务副组长付晓光(副省级待遇)、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昆明市委原书记张田欣等8人,因严重违纪被撤职免职甚至降级处理,在接受党纪处分之后未被移送司法机关。

京华时报记者梳理发现,在上述26名已被判刑的省部级以上官员中,除上月被判有期徒刑5年的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童名谦未涉贪腐(系玩忽职守罪),其余25人全部涉及受贿罪。

记者注意到,受贿来源主要有两种,首先是通过官商勾结来钱,即官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商人牟取利益后受贿。法院判决结果显示,京华时报记者统计的25名因受贿被判刑的省部级以上高官中,通过此种方式受贿的比例为100%。另一种受贿方式是卖官鬻爵,帮助他人晋职,这种情形所占比例约为一半。

纪检监察部门通报显示,22名已经移送司法机关但尚未判决的省部级以上官员中,因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的比例为100%,副部级、正部级无一漏网,官拜副国级的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徐才厚也是栽在钱上。6月30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对其涉嫌受贿犯罪问题及问题线索移送最高人民检察院授权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处理。

刘志军贪污6460万元居榜首

分析落马贪官非法所得额度,一般从几百万元至几千万元不等。在上述25名已被判刑的官员中,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非法所得数额最少,约为510万元,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数额最大,达到6460万元。不过相比于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刘志军的受贿额度仍是小巫见大巫。

今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消息,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涉嫌受贿犯罪一案,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后,经依法指定管辖,已由河北省廊坊市人民检察院向廊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刘铁男案涉案金额目前虽无官方正式通报,但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在去年8月中旬国家发改委的内部通报中,刘铁男与其子刘德成通过非法经营所得约1.1亿元,其妻郭静华非法所得3800万元左右,并收受礼品折合人民币约41万元。加之刘铁男受贿金额,已经查明的非法所得超过1.5亿元。

京华时报记者统计7年来因贪腐被判刑的25名省部级以上官员,非法收入共计约为4亿元,人均受贿额约为1600万元。其中一半以上受贿官员的非法收入在案发后得以全部追缴,如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的2959万元、广东省委原常委周镇宏的6164万元巨额受贿款均全额追回。

分析人士指出,官员的腐败日趋隐形化,比如在“权权交易”中,只看到双方相互给予便利,但并不见金钱流转。此外,受证据制约,往往法院判决的受贿额度并非全部,多数官员实际受贿数额大于判决认定数额,且贪腐带来的危害绝不仅仅局限在受贿额度上。如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非法收入755万元,但因其受贿、滥用职权造成国有资产损失高达2.2亿元。

官商勾结让权变钱

在诸多贪腐高官的法院判决书中,“以职务便利,为他人谋求利益”的表述最为常见,官商究竟如何结盟谋求利益,何种领域是高发区?京华时报记者梳理发现,涉及银行贷款、工程业务承揽方面最多,此外,在项目审批、用地规划等方面,也给官商勾结留下可钻的空子。

表现形式1

承揽工程最为常见

在已被判刑的25名省部级官员中,为商人承揽工程、项目、业务提供便利的达一半以上。不少是通过打招呼方式,间接为商人揽到业务,这些业务部分是政府工程。

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宋勇多次以政府官员身份,为企业承揽工程。2001年至2009年,宋勇担任辽宁省朝阳市委书记时,接受建筑商孙庆祥的请托,通过辽宁华锦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冯恩良职务上的行为,为孙庆祥的公司承揽了46万吨乙烯改扩建工程。为此,宋勇先后6次单独或通过其妻崔云虹收受孙庆祥给予的美元20万元。

作为主管单位领导的官员,想为某指定企业承揽业务则更为容易。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在担任舟山市副市长兼市交通委员会主任期间,受舟山“首富”黄善年请托,为其公司与舟山市交通委员会下属企业合作成立公司,进而承揽舟山市多项交通工程。

刘志军在担任原铁道部部长期间,为山西商人丁书苗获得铁路货物运输计划、干预招投标,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专家点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在接受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承揽工程和业务是权钱交易最大的一个方面,之前国家已非常关注治理工程腐败,制定相关政策,虽有成效但效果不明显。之所以工程领域腐败多发,缘于工程招标程序被表面化,程序虽然看上去很完美,实际上被少数人控制。根本原因在于公权力在这个领域未得到节制。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现有法律要求招标公开,但为何官商屡闯红灯,是因为“围标”已成为潜规则,在这里谁都不怕,关键在法律法规的落实和监督,加大处罚力度。

表现形式2

贿赂多涉房地贷款

2008年至2014年,正是全国房地产市场火爆的时期,官员因“房”落马并不稀罕。多名官员涉及房地产用地、房地产容积率审批等问题。今年刚被判刑的内蒙古自治区原党委常委王素毅在任巴彦淖尔市长时,曾为华海尚都房地产项目提高容积率提供帮助,开发商杨某某先后两次给王素毅送上19万美元;另外,江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宋晨光也被查涉容积率问题。

涉及土地规划方面,官员可通过违规改规划为企业拿到用地指标,甚至低价拿地。1998年至2006年,宁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曾以职务便利,帮助陕西宝鸡专用汽车公司获得扩建用地,还曾为其他企业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

在京华时报记者的统计梳理中,通过官员获取银行贷款的问题达到三成以上,企业贷款融资遇到问题,给市长、书记送礼即可缓解困境,甚至有官员使用政府资源为企业作担保进行贷款。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曾试图以锡盟财政预算内的资金为某公司贷款中的3000万元部分作担保。后因银行认为不妥未能执行,但刘还是从中拿到20万元。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多次为企业贷款提供帮助,受贿金额达到1196万余元。其中,香港商人李涛在湖南承接一个高速公路项目时,通过王益获得银行贷款,并向王益行贿538万元。

专家点评:汪玉凯认为,贷款腐败高发主要是因为在很多城市,银行贷款已经成为一种稀缺资源,银行更愿意把钱贷给实力强大的国有企业,很多有潜力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得不到融资,因此被迫借助权力获取,而权力在政府官员手里,这样就使官商得以勾结。

表现形式3

官员站台税费优惠

政府在招商引资时,往往会给予落户企业政策优惠和税费减免。当然,有时不必给如此大的实惠,只需通过官员视察以及带头开会协调工作解决问题即可,这种方式不但让政府职能部门买账,在招揽业务、银行贷款方面企业也可获优先权。

在优惠政策方面,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曾受德州市驻北京办事处原主任、德州大酒店原董事长白寒冰请托,为驻京办下属企业建设项目土地出让金的减免以及综合改造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减免等事项提供帮助。

2000年至2008年,浙江省人大原副主任张家盟利用担任浙江省舟山市市长职务上的便利,接受多人请托,在退还市政建设配套费、分割办理土地使用权证以及企业免缴税费等事项上提供帮助。

宁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曾在咸阳国际贸易中心项目上,帮助陕西新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协调征地、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先后收受陕西知名民营企业家邢雅江92万余元。

专家点评:汪玉凯认为,政府进行招商引资时应处理好几个问题,首先应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建立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和社会市场秩序,同时还要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所以,有政府会给予免税、退费的优惠政策,但前提是保证市场的公正性。

有些官员热衷给企业站台,如果不涉及权钱交易和权力寻租可以理解,但这种界限非常模糊,很多官员打着发展地方经济、为企业创造良好环境的旗号,暗里收取贿赂给企业招揽业务、提供优惠,形成一定的利益链,这样就破坏公平竞争规则,实则变为权钱交易的另一种方式。

表现形式4

国有资产贱卖分肥

政府控制大量的土地、矿产等国有资产,进行资源分配时原本应依靠市场来进行,但不少地方出现“市长大于市场”的问题,导致资源靠政府配置,从而引发腐败。

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就是一例典型,他曾接受一家工贸公司董事长的请托,为该公司建设巴新铁路及配置煤炭资源提供帮助,收受对方贿赂133万余元。另外,他还接受一家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孙某的请托,为该公司降低探矿权价款提供帮助。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也曾帮助企业低价拿地,这种官商勾结形式会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说到国有资产流失,不得不提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他利用职权便利帮助丁书苗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使得丁获取巨额利润,国有资产流失严重。

除了低价出售国有资产,“高价买入”是国有资产流失的另一种形式。1996年至1998年2月,天津市原市委常委皮黔生在担任天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主任期间,滥用职权擅自决定由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有限公司出资购买无实际资产的天津星运(集团)有限公司股权,造成国有资产人民币2.2亿元的损失。

专家点评:竹立家提到,目前涉及土地出让、矿产资源配置的约束太少,在很多地方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公共权利运营不规范。矿产私下收售严重,商人出钱行贿,官员低价卖矿、卖地。首先这些资源应走严格的招拍挂程序,通过市场的作用完成分配,同时加大公开力度,接受公众监督。尤其是人大机关,更应该起到监督审查作用。能源大省山西窝案发生,其人大就未能发挥有效作用。

表现形式5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除了帮助协调工程或者项目的推动,商人遇到棘手之事会求助他经常贿赂的官员。凭借人脉关系为商人“铲事儿”,也是官员受贿方式之一。

吉林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曾给一位企业老总办过一件令人忍俊不禁的事。2005年11月至2006年12月,吉林省长春皓月清真肉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人员因申报财政资金项目未被批准,向国家财政部有关人员发送“恐吓短信”被追查。田学仁接受该公司董事长丛连彪的请托,帮忙处理后续事宜。田先后从中获得36万余元。

记者梳理被判刑官员中,“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官员还真不少。

2001年5月,深圳东部开发集团公司投资5000万元兴建的咸阳礼泉通达果蔬汁厂开始运营后,多次污染泔河水库。为逃避行政处罚,企业负责人向宁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行贿100余万元。

另有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帮企业暂缓关闭煤矿、中国移动原党组书记张春江替人讨要拖欠款、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助人解决诉讼纠纷等问题,从涉及领域来看非常广泛。

专家点评:竹立家表示,对于商人或者官员拿钱“活动运作”的问题,这个也比较常见,比如工作调动、去司法机关捞人、讨债等等,这是整个社会重权重人不重法的表现,有些小官动辄几百万捞人,经过运作,执法机关就给予提前释放的便利。还有企业为逃避处罚行贿官员,这些都是打破法律的操作。

金钱如何进入官员口袋?

在种种官商勾结的情形中,官员为商人“服务”的途径多样,那么商人又以何种“安全”的形式投桃报李呢?若能成为官员“金主”,相互间信任度自然大增。此外,通过亲属、情人进行利益输送也相对安全。随着艺术品价值的持续走高,走“雅贿”路线受到部分官商追捧。

培养“金主”当提款机

成为官员“金主”,意味着商人已与官员建立密不可分的关系,“金主”提要求官员满足,官员遇事对方也要顶上。典型案例当属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与丁书苗的关系。

据报道,刘志军落马后曾直言,他帮助丁书苗把企业做大做强,是为自己的仕途打造经济基础,以备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丁书苗能为他奔走,并用金钱铺路。2008年,刘志军曾让丁书苗“捞”原铁道部落马官员何洪达,丁为此先后花费约4400万元,不过被骗。据了解,何洪达原是铁道部党组成员,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刘志军担心何交待出关联到他的问题,于是找到丁书苗运作,希望让何洪达不被移送司法机关或受到较轻处理。

有时候,“金主”们还需要料理官员的家务事。薄熙来的亲笔供词及自书材料中曾提到,大连实德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明为他家、他的妻子薄谷开来,尤其为儿子薄瓜瓜在国外留学提供大量资助,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交易,即薄熙来帮徐明发展,徐则帮薄带孩子。薄熙来知道并认可其妻薄谷开来、其子薄瓜瓜收受徐明给予的财物折合人民币1933万余元。

除了上述二人,其他一些贪腐官员也有自己相对固定的“金主”,如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张家盟与舟山“首富”黄善年,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与德州百货大楼集团老总杨维星。2002年底到2011年3月,黄胜接受杨维星请托,为德百公司的百货大楼、天衢购物中心、澳德乐时代广场等建设项目的相关费用减免以及杨维星之弟职务晋升等事项提供了帮助。黄受贿的1200万元中,一半来自杨维星。

四成官员收钱通过亲属情人

在获刑的25名落马官员中,直接从商人手中收取贿赂的占六成,相关人士分析,部分官员因怕亲属受牵连,铤而走险自己出马,还有可能是亲属受贿隐藏太深难追责,所以不为人知。有官员提前与妻子离婚,方便妻子收受贿赂,同时也防止妻子公司在经营中产生问题牵连到自己。

不过,官员因亲属落马的也不鲜见。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朱志刚落马的直接证据之一,是其家属以低价获得北京西直门一套复式住宅,按开盘折算差价约70万元,市场差价则高达数百万元。天津市委原常委皮黔生被抓前,其女儿已被抓两个月。

京华时报记者注意到,四成间接收受贿赂的官员中,妻子出现频率最高。刚刚被判刑的王素毅妻子被称之为“贤内助”,被指控收取的45笔贿赂中,13笔通过妻子王志宏完成。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刘卓志的妻子也是个“好管家”,一直打理丈夫多年受贿款项,为规避组织审查,夫妻俩还将其中约600余万交给3个人分别保管。

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王益曾通过其弟弟王磊受贿,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也通过其妻子、弟弟受贿,广东省政协原副主席陈绍基曾要求香港某商人为其情人李泳购买总价136万元的越野车。

出书藏玉走“雅贿”路线

今年年初,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受贿问题被查实。根据中央纪委公布的调查结果,倪发科“玩玉丧志”,疯狂收受的大量玉石占其受贿总额的近八成。从收受金钱、房产到借玉石、古董、字画等“雅好”行贪腐之实,倪发科案再次引发了人们对“雅贿”这一腐败方式的关注。

其实,像倪发科这样以贵重艺术品、文物藏品为受贿来源的腐败行为近年来并不少见。2003年,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因受贿罪被依法判处死刑,其收受的贿赂物包括字画、玉器等。2001年,原安徽省阜阳市市长肖作新夫妇经济犯罪大案终审宣判,其收受的贿赂物包括金佛、青铜鼎、象牙扇等。

此次盘点的落马省部级高官中,国家药监局原副局长张敬礼的受贿方式也比较“文雅”——“我出书你来买”。其3起贿赂均是通过索要书籍实现的。张敬礼曾先后为3家单位在投资筹建疫苗厂、承揽处方药代理业务等事项上提供帮助,后向3家单位索要1400套名为《寿世补元》的书籍,价值共计79万余元。而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张敬礼本人。据了解,张的这本书为非法出版物,他从中获利1600余万元。

落马官员75人

2008年6人

5人获刑王益、陈少勇、黄松有、朱志刚、皮黔生

1人未移送司法机关于幼军:曾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

2009年10人

9人获刑郑少东、米凤君、王华元、陈绍基、许宗衡、李堂堂、宋勇、黄瑶、张春江

1人未移送司法机关孙淑义:曾任山东省政协主席

2010年5人

5人获刑康日新、张家盟、张敬礼、宋晨光、刘卓志

2011年5人

3人获刑刘志军、黄胜、田学仁

2人未移送司法机关李元:曾任国土部副部长李成云:曾任四川省副省长

2012年3人

2人获刑 周镇宏、薄熙来

1人被移送司法机关李春城:四川省委原副书记

2013年19人

2人获刑王素毅、童名谦(未涉贿)

13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4人未进入司法程序

2014年27人

8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19人尚未进入司法程序

王儒林调研吕梁至少两次被民众拦路喊冤

山西省委书记王儒林

成宇鹏

吕梁当地官员坦言压力山大:“即使有新书记坐阵打气,但由于问题矛盾积累多年,官员们人人自危,很难放开手脚去干工作”。

四天时间,五个县区,十六个调研点(包括走访7个村和社区),两家工业企业,四个农业产业基地,两个革命纪念馆和一个科研单位。这是9月16日至19日,山西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在腐败重灾区吕梁调研时的行程安排,而吕梁也是其履新山西不到三周以来省内调研的第一站。

在此时选择吕梁为调研第一站,在王儒林看来,颇有些偏向虎山行的味道。“实事求是地说,有的同志建议,吕梁情况复杂,第一站最好不去吕梁。我经过认真考虑,第一站还是要到吕梁来。”王儒林在调研当地时举行的座谈会上说。新任省委书记选择吕梁的理由有四点:第一,吕梁是革命老区;第二,吕梁是腐败问题重灾区;第三,吕梁是“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故乡;第四,吕梁是当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矛盾突出的地区。

尽管心理准备充分,四天走访下来,王儒林还是感慨万千:“我们吕梁的传统文化是重德重廉,历史上出清官廉吏,而且出了‘天下廉吏第一’,现在为什么却出了这么多问题?成了全国发生严重腐败问题出名的地方呢?大家要反思,这是个重大问题。”

“好似天问,看似简单,却又无从说起。”在提及当天座谈会上王儒林的上述讲话时,一位与会人士颇感无奈地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无奈的不只是当地官员,在兴县的随机调研中,遇到群众临时反映的诸如吃水、住房等问题,也让王儒林感到些许无奈。座谈会上,王儒林直言,“蔡家崖不是一般的村,曾是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全国著名的地方。现在,这个村老百姓办事都这么难,老百姓生活还这么苦,意见这么大,我感到心里很难受。”当地官员透露,在兴县调研期间,王儒林至少两次被喊冤群众拦住反映问题。

在上述座谈会上,王儒林开篇即谈到吕梁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公开资料显示,十八大以来,山西有7名省级领导干部被查,其中有3人曾在吕梁工作,包括山西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山西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山西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吕梁市级干部也有3人被查,包括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和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

过去几个月,也不断传出多名官员被带走调查的流言。即便是在当地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期间,也有至少三名县区一把手被带走问话。

王儒林还揭晓一些谜底,如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确实被带走调查。邢利斌曾经是当地政商“朋友圈”的红人。曾有当地人士称,吕梁一些企业主被带走调查,与聂春玉关系极大,根源则是邢利斌。目前当地被调查的企业主达到10多名,包括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袁玉珠。

“吕梁的严重腐败问题对吕梁、对山西的形象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王儒林说,必须旗帜鲜明地反腐败,坚决把吕梁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要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在王看来,“吕梁发生严重腐败问题,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在一些干部身上失去了老区的革命精神,伤了根、丢了魂、忘了本。”

王儒林在讲话最后,也安抚吕梁官员的情绪,“虽然吕梁一些干部出了问题,但省委相信吕梁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吕梁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王儒林期望吕梁重塑市委班子、政府、各级干部、企业家、改革发展稳定等五个新形象。当地官员坦言压力山大:“即使有新书记坐阵打气,但由于问题矛盾积累多年,官员们人人自危,很难放开手脚去干工作。”

发改委:"北京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消息不实

5日,发改委发展规划司司长徐林表示,在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北京市疏散500万人口到周边的消息并不属实,属于“子虚乌有”。

徐林是在国新办关于“我国新型城镇化进程情况介绍”新闻发布会上做出如上表示的。有记者提问,新型城镇化发展中,北京人口向周边转移的指标是否会被官方采纳,徐林表示,虽然该项工作由发改委地区司负责,但这种人口迁移的说法实属“子虚乌有”。

徐林表示,在新型城镇化引导城市人口合理分布的过程中,人口疏散必须通过经济手段、空间分布的调整手段等来调控引导,而不是通过政府的强制性手段来人工干预。人是随着就业走的,无论是北京、河北还是天津,只要就业机会多,人口自然会向当地流动。

专家:中国每年水污染造成经济损失2400亿元

“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问题时说了上述这番话。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指引。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注意到,今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公众对于环境保护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截至昨日21时,中国网两会在线调查显示,在20个“您最关心的热点问题”候选词中,“环境治理”列在第7位,关注度高于住房保障(第9位)、就业问题(第10位)等。

记者发现,与往年有关大气污染防治、水污染治理的建议和提案议案有所不同,今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市场化、法治化思路更明确,针对性更强。

民主党派建议设京津冀治霾基金

根据记者观察,把代表、委员和公众的心紧紧攥在一起的是三大环境问题: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雾霾,水污染危机,以及土壤污染。

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现在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今年,大气污染防治写进了28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雾霾”成了公众热议的话题。

环保部统计数据显示,在灰霾“重灾区”京津冀区域1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2014年空气质量平均达标天数为156天,比74个城市平均达标天数少85天;PM2.5年均浓度为93微克/立方米,12个城市超标;PM10年均浓度为158微克/立方米,13个城市均超标。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也同样让人喘不过气来。

今年两会上,民盟、民建、农工党等民主党派建议京津冀三省市应联手应对大气污染,并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设立“生态保护基金”的建议。

农工党中央在其提案《关于建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基金的建议》中,对这个基金进行了详细的制度设计,建议资金规模设定为300亿元左右,主要有四个来源,一是由中央财政拨款;二是按照共同又有区别的原则,由京津冀协商按一定比例出资,京津应承担主要部分;三是由社会投入和社会捐赠;四是在京津冀设立专门的生态环保附加费,如电力、燃油附加费等。

基金重点支持开展节能减排、污染防治、水源涵养、循环经济发展、环境监测监管能力建设和生态修复等重大生态环保工程,以及表彰和奖励在京津冀环境保护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人。

但是,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杨志勇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过专项资金设置来解决问题并不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财政改革的方向,应在确定事权时考虑中央和地方的责任,通过协调明确各级政府承担的责任,最终通过预算程序来解决。

对于空气污染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的议案聚焦在优化排放考核指标上。他认为,近年来国内不少城市为解决交通拥堵、空气污染问题而采取汽车限购和限行措施,实际上这是治标不治本。

为此,他提出了三项对策建议:多修建立交桥和高架桥,保持道路通畅;交通指挥智能化,提高道路运行管理水平;积极治理汽车尾气污染。

宗庆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一穷二白的时候,为了吃饱饭穿暖衣,现在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也提高了,金山银山青山绿水都要。

而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的提案则建议,大力推广清洁高效用煤技术,提升能源安全。环境商会秘书长骆建华对本报记者说,在工业领域,大量散煤低效率粗放燃烧是当前我国急需提升和治理的重点。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首场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吕新华表示,加速大气污染治理不仅会使京津冀一亿多常住人口受益,受首都圈示范作用影响,全国各地也会加速,并对邻国产生好的溢出效应,“相信国际奥委会会充分考虑以上因素,让此次冬奥会落户北京与张家口。留住奥林匹克蓝,我们充满期待。”

每年水污染造成

经济损失2400亿

今年,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关于采取有力措施处理直排污水有效缓解河湖黑臭现象的提案》称,河湖黑臭正在全国蔓延,必须尽快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骆建华向本报记者介绍,当前,我国城乡普遍存在河湖黑臭现象,其主要原因是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接排入水体,我国城镇存在不同比例的直排污水。

截至2013年底,全国城市(指设区市)污水处理率为89.21%。据住建部数据,2012年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已达到87%,县城的接近80%,建制镇的不到30%,村庄的只有8%。设区市、县、建制镇、村庄的直排污水比例分别约为11%、20%、70%、92%。

“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全面性,实际比例可能更大。”骆建华说。

环保部去年公布的《2013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显示,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等十大水系的国控断面中,Ⅳ~Ⅴ类和劣Ⅴ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19.3%和9.0%。在4778个地下水监测点位中,较差和极差水质的监测点比例为59.6%。

天津市环境科学研究院研发部部长、高级工程师许丹宇告诉本报记者,我国每年水污染对工业、农业、市政工业和人体健康等方面造成的经济损失约2400亿元。

“向黑臭水体宣战已刻不容缓。”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宋永会此前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国务院即将出台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对黑臭水体的治理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记者从多地两会上得到的消息显示,目前许多地方正在进行黑臭河湖治理,如杭州市今年治理黑臭河超过30条;成都市对全市200条黑臭河渠实施综合治理;苏州市也宣布,年内对辖内29条河道“清肠”换水除黑臭。

对于水污染治理,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上述提案建议,以一级强化处理作为底线手段实现污水处理全覆盖。所有尚未并网的污水必须采取一级强化处理措施,不得直排。

该提案称,城镇污水应急处理应是一项符合政府采购范围的公共服务,可以按照国家环保部当前大力推行的以效果为导向的合同环境服务模式来运作。该模式由环保企业提供投资、建设污染治理设施,并由其运营,而政府与企业签署合同购买环保服务。该合同以水质指标的质和量为合同标的。在具体操作中,可根据主要的环境问题及环境目标选择技术,签署环境服务合同。

土壤污染防治将耗资数十亿元

比空气、水污染更为严重的是土壤污染。住建部专家委委员、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益告诉本报记者,全国土壤污染超标率达16.1%,在工矿业废弃场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的同时,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更加令人担忧。

去年,环保部、国土资源部等联合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显示,全国耕地退化面积比例超过40%,七至十等的劣质耕地比例达到27.9%,耕地土壤点位污染超标率达到19.4%,耕地质量整体表现为“四成退化、三成劣质、二成污染”的“四三二”状态。全国土壤污染总体呈现出“老债新账、无机有机、场地耕地、土壤水体”等并存复合污染的严峻局面。

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正在编制中,环保部专家预计,土壤污染防治将耗资数十亿元。

根据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的部署,环保部2015年“三大战役”中就包括,继续推动“土十条”制定实施,紧紧抓住农用地和建设用地两个重点,提出保护、禁止、限制和控制的措施要求,抓紧制定土壤污染防治等法律法规,持续推进污染场地治理修复项目。

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关于加快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提案》和《关于进一步完善环境基础设施领域PPP模式的提案》引人关注。

所谓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通过委托治理服务、托管运营服务等方式,由排污企业付费购买专业环境服务公司的治污减排服务,来提高污染治理的产业化、专业化程度。

“第三方治理是将专业化环境治理企业以市场化方式引入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可以使污染治理相对集中、减少环境治理设施的重复投资、降低治理成本、提升治理水平。”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会长文一波说。

而PPP模式,则是将部分政府责任以特许经营权方式转移给社会主体(企业),政府与社会主体建立起“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全程合作”的共同体关系,政府的财政负担减轻,社会主体的投资风险减小。

近期,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先后出台《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合同管理工作的通知》等多项文件,意味着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的PPP模式或将是未来城镇化建设的主流融资渠道之一。

1月1日起,全国人大新修订的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正式实施,按日计罚、查封扣押、行政拘留等“组合拳”式的多种执法手段纷纷出炉,环保、公安、司法、公众等也握紧了痛打环境违法企业的拳头。

2月27日,陈吉宁履新环境保护部部长,其在3月1日的媒体座谈会上表示,“十三五”环保规划的主要思路将放在紧紧扭住改善环境质量这个核心,重点要攻克大气、水体、土壤污染防治。

2015年,或许将成为中国环保史上具有“分水岭”意义的一年。

福建漳州古雷PX项目发生漏油着火事故 已14人受伤

4月6日18时55分左右,漳州古雷腾龙芳烃PX项目发生漏油着火事故。据漳浦县委宣传部和漳州消防支队消息,截至7日凌晨,火势尚未得到控制。至7日凌晨4时,漳浦县杜浔中心卫生院共接收14名伤者。

  消息传开:

  爆炸震感明显

  许多房屋玻璃被震碎

  6日晚19时许,有网友发出消息称古雷PX项目发生爆炸。“这次爆炸比较严重,今晚已发生三次爆炸,六鳌都听得到声音,烟雾笼罩六鳌虎头山;在沙西都能感到震感很强,空气味道难闻;盘陀房子也有震感…… ”多名来自龙海、东山、云霄的网友都称有震感。

  当晚9点左右,记者赶到现场。据知情人士透露,爆炸发生时火光冲天,方圆四五十公里内都有明显震感,爆炸地附近居民的屋顶都被震塌下来。“爆炸发生时,距事发地500米外的派出所玻璃都被震碎了,许多附近居民因受到碎玻璃的冲击而受伤。”一名现场目击者告诉记者。

  而中石油漳州销售分公司当晚通报称,与事故地距离约1公里的中石油漳州兴港加油站站房玻璃也被震碎,所幸人员无伤亡。

  直击现场:

  消防官兵第一时间救援

  当晚,在漳州开往古雷的高速公路上,记者看到几十辆消防车紧急集结,直奔古雷事故现场。

  通往现场的道路上,越是靠近现场,越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当记者赶到时,事故现场已封锁,所有无关救援的机动车都不允许进入。

  据悉,事发时,福建消防总队迅速调集漳州、厦门、龙岩三地131辆消防车、783名官兵赶赴现场救援。漳州消防也通过微博发布消息,截止6日晚21时16分,目前前方无发现人员死亡,个别受伤人员为爆炸玻璃碎片划伤,现场已经到达30辆消防车参与处置。据前方指挥部反馈,目前正在燃烧的为常渣油罐区,2个2万立方米的常渣油罐已经起火。

  医院救治

  记者赶到漳浦县杜浔中心卫生院时,在一楼的走廊碰到从工厂检修减压车间内转移出来的两名工友,他们从河北来到漳浦打工。当天傍晚7点多,听到第一声爆炸,二人以为发生了地震便跑了出来,途中摔倒了,十几分钟后,二人听见第二次爆炸声响起,索性并无大碍,只是手和脚受了点皮外伤。

  记者从该医院了解到,一共送来14名伤者,其中有4名消防官兵。他们的年纪,最大的37岁,最小的22岁。其中7名住院,另外7名伤势较轻经处理已出院。解放军第175医院也派出数名烧伤科专家前来会诊,据专家介绍,伤者的部位多为颜面部挫裂伤、烧伤、皮外伤、划伤。

  一名伤者钟先生告诉记者,爆炸发生时,他听到一声巨响,然后玻璃便纷纷碎落,“我是中化二建西南分公司的工人,从四川过来做检修,爆炸后我头部流了很多血,一直按着头部走了一段路后遇到了消防车,才将我送到医院。”

  据钟先生的工友介绍,他们于3月6日从成都到漳州做检修,事发时钟先生正在宿舍里,距离事发地约600米。钟先生的头部被玻璃炸伤。“爆炸发生时大约18时50分,其他工友没有受伤。”

内地游客在港被打身亡 警方将案件列为误杀案

急救人员对被打倒地男子施救。

10月19日,在香港红磡民乐街一家珠宝店内,一名内地女导游在带领旅行团购物时,与一名游客发生争执,同团一名男子上前调解时,遭到两名男子袭击受伤昏迷,20日上午不治身亡。香港警方将事件列为误杀案,目前已有4名涉案人员被捕。

  事件

  男游客在调停冲突时被袭

  19日疑因购物问题被殴伤的内地男游客,在医院留医一晚后,于20日10时45分不治身亡。香港警方将案件改列误杀案,目前有4人涉案被捕。

  香港警方表示,在红磡民乐街一家珠宝店内,19日近11时,在来自内地的一个旅行团中,一名内地女游客与内地女导游怀疑因购物问题争执并大打出手,同团的男游客调停期间,遭到一名香港籍男子和一名内地籍男子的袭击,倒地昏迷送院,于20日上午10时45分不治身亡。

  女导游及女游客受轻伤,均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香港警方随后继续追查事件,分别在湾仔及红磡拘捕另一旅行团的本地导游及一名内地男游客。

  据通报,警方稍后将安排进行验尸,以确定死因。九龙城警区重案组正积极调查案件。

  涉事旅行团可能为购物团

  香港旅游业议会总干事董耀中表示,涉事旅行团是一个3天购物团,购物行程已列明在行程表上。旅游业议会已将事件的初步资料转交深圳市旅游局及国家旅游局跟进。董耀中强调,游客在内地选择旅行团时要留意,低价和免费的旅行团可能会有问题,千万不要什么旅行团都参加。

  据香港媒体报道,被围殴致死的内地游客姓苗,今年54岁,黑龙江人,此次是在内地参加港澳游旅行团来港。这个旅行团的行程是三天两夜,团费只有300元。用一名游客的话说:“别的没有,就要你买东西”。旅行团一共20多人,成员来自内地不同省份,18日由深圳出发到香港,在香港停留两天,20日转往澳门。

  广州市旅游局旅行社处处长李宇青表示,目前深圳电子名单系统里没有查到死亡游客的记录,该游客很可能参加的是“野鸡社”的低价旅行团。

  打人男子疑为“影子团友”

  值得注意的是,打人的两名男子都不是死者所在的旅行团成员。目前,香港警方正在调查他们是否是“影子团友”中的一员。

  所谓“影子团友”,是近年来出现在赴港旅行团当中的一种人,他们以普通游客的身份加入旅行团,但实际上是商家安排在旅行团中的“内鬼”。这些“影子团友”在随团购物的时候,会协同导游来引诱或者强迫游客消费。

  据了解,红磡地区集中了很多以内地旅行团为主要消费者的店铺,他们往往跟旅行社和导游有直接关系,旅行社或导游会把游客带到店里鼓励他们消费,过去也发生过多起强迫消费的现象。对于香港本地人来说,那里就是专门安排给游客的场所,他们绝少光顾。

  目击

  东北口音女游客拒购物被骂

  内地游客赵先生说,19日上午10时多,他所在的旅行团正好在事发的民乐街凯旋工商中心2期一层购物。该中心一层大厅有很多柜台,基本都是各种挂坠、珠宝等,顾客大部分都背着包,10多人一小群,像是组团来的游客。

  赵先生说,忽然听到两名女子在吵架,有东北口音的女子说,“你们这样强制性消费,是没有道理的”,“珠宝店价格高得离谱,明摆着就是坑人的”。另外一名女子,应该是导游,说的大意为不消费还出门干什么、“你们这些乡巴佬还不如呆在家里”。赵先生说,争吵间东北口音女子被激怒,打了女导游一巴掌,两人便厮打在一块。

  厮打过程中,两人喊叫声音很大,周围顾客都回头观看。这时,两名男子走过来,一名男子用手推搡东北口音的女子,另一名东北口音的男子上前劝架,双方便扭打起来。商场里一片混乱,忽然商场外冲进来3名男子,一块殴打劝架的东北口音男子,后者始终没有还手。

  “4名男子打人过程中骂骂咧咧,下手比较狠,旁边有些女游客吓得直叫。”赵先生说,东北口音女子看到劝架男子被打,也吓得乱叫,但没看到女导游参与打架。他们从商场里打到商场外,其间被打男子曾倒地,“被拳打脚踢”,“没有看到有凶器”。

  赵先生说,商场门外很快围了特别多人观看,他所在的旅行团被导游召集,乘坐大巴离开。

  反应

  国家旅游局:望尽快查明真相

  国家旅游局有关负责人20日表示,事件发生后,国家旅游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要求国家旅游局驻港机构了解相关情况,与香港旅游主管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协助和支持香港特区政府有关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国家旅游局希望香港方面尽快查明原因,妥善处理后续事宜,采取有效措施,切实维护内地游客人身安全等合法权益。

  昨天,记者从各大旅行社了解到,由于近期香港旅游市场频繁出现状况,香港自由行的价格相比往年已经有了一两成下调,而品质团逐渐开始成为市场主角。

  香港旅游界:强迫购物不可取

  香港旅游界机构及人士20日表示,无论事件真相如何,强迫购物不可取。他们重申,绝不容许任何损害香港好客形象的行为。

  香港特区政府旅游事务署20日表示,该署高度重视案件,对游客死亡表示难过及遗憾,向其家属致以深切慰问。

  署方要求旅游业议会仔细复核负责接待的香港旅行社是否符合规定,并要求旅游业议会接触深圳有关部门,搜集更多入境团资料,若有任何旅行社违规,会严肃处理。

  香港旅游发展局形容事件十分严重,感到十分遗憾,并向死者家属致以慰问。旅发局相信本次是个别事件,强调绝对不容许任何有损香港好客形象,尤其是涉及暴力的行为发生。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姚思荣20日表示,希望警方尽快公布细节,早日去除大家的疑虑,“但强迫购物这种行为一定是不可取的,业界要引以为戒,不能用不礼貌的态度对待游客”。

  提醒

  报团勿贪便宜合同提前看好

  1.看旅行社。看清楚旅行社营业许可证号是否有“CJ”两个字母,这代表该社是否有出境组团资格。

  2.看团费。香港住宿、交通比内地贵,如果团费低于成本价,那就应该考虑一下了。

  3.看合同。看清楚

  有几个购物点、每次多长时间,旅行社须出具正规发票。

  4.一旦发生纠纷,在当地报警求助。

新疆夫妇上百次“非正常上访”被控敲诈政府 

新疆“王增营夫妇被控敲诈政府法院案”有了最新进展。

8月14日,王增营的辩护律师雷小冬告诉澎湃新闻维持一审判决,认定王增营、张培凤夫妇构成寻衅滋事罪。

4年前,王增营、张培凤夫妇认为当地法院错误执行致他们无家可归,申请国家赔偿312万余元,但被喀什市法院驳回,遂开始上访。

新疆阿图什市检察院后来指控,王增营夫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持续多年的无理缠访为要挟手段,向喀什地区中院、喀什市法院、喀什市多来提巴格乡政府索要于法无据的近313万元赔偿,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阿图什市法院一审认为,王增营夫妇的行为不属于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要挟方法,国家机关也不存在因恐惧而交付财产的情形。但王增营夫妇多次进京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国家工作机关的工作秩序,构成寻衅滋事罪。

一审判决后,王增营提起上诉,克州中院对该案进行了不开庭审理,并于8月4日作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裁定。

非正常上访被控敲诈法院政府

澎湃新闻此前报道,该案源于一起土地租赁纠纷,农民王增营、张培凤夫妇为此打了6年官司,法院先后十二次裁判,最终王氏夫妇艰难胜诉。

喀什市信访部门出具的一份文件称,此案中,当地乡政府对涉案土地“一女二嫁”,造成法律关系混乱引发纠纷,存在过错。

胜诉后,王增营以曾审理该案的喀什市法院“违法提起再审和错误执行”为由,申请国家赔偿,请求赔偿其6年的果园收入损失、因被错误执行导致无家可归及上访造成的损失、精神损失等共计3129750元。

相关司法文书显示,2011年6月,喀什地区检察院曾对该案作出民事再审检察建议书,认为喀什市法院在这起民事官司中曾作出过错误的生效判决,且曾将不符合再审条件的案件再审,程序违法。

新疆高院之后对该案作出的一份再审民事裁定书,也确认了上述再审检察建议书中的说法。

不过,在2012年7月16日,喀什市法院驳回王增营的赔偿请求,认为其在本案审理和执行中,不存在违法的情形,决定不予赔偿。

阿图什市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赔偿申请被驳回后,王增营、张培凤在北京非正常上访160多次,并多次辱骂、威胁喀什方面负责化解信访的工作人员。

国家机关未因恐惧而交付财产

起诉书称,王增营夫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持续多年的无理缠访为要挟手段,向喀什地区中院、喀什市法院、喀什市多来提巴格乡政府索要于法无据的3129750元,其行为触犯刑法,应当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阿图什市法院在一审时认为,王增营夫妇在民事官司中受到的经济损失,不符合国家赔偿的规定,申请国家赔偿系非法诉求。

但在本案中,两被告人因非法诉求未得到满足,进京非正常上访要求满足其非法诉求的行为不属于敲诈勒索中的威胁、要挟方法,而且国家机关也不存在因恐惧而交付财产的情形。因此,公诉机关对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的指控不成立。

但阿图什市法院认定,两被告人多次进京非正常上访,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国家机关的工作秩序,构成寻衅滋事罪。

最终,阿图什市法院一审判处王增营有期徒刑三年,而张培凤被“判二缓三”。

二人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一审判决后,王增营上诉至克州中院。克州中院裁定书显示,该院组成合议庭,通过提讯上诉人王增营,讯问原审被告人张培凤,详细查阅案卷材料,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决定不开庭审理。

克州中院认为,王增营夫妇自行将未被法院执行的两人承包的果园放弃经营,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应由两人自行承担。然而王增营夫妇却以此为由,提出了无依据、不合法的312万余元国家赔偿要求,并非正常上访。

二审裁定称,王增营夫妇在北京天安门等敏感地区非正常上访160余次,严重扰乱首都重点地区、敏感区域及非上访区域的公共秩序。在被北京警方多次拘留和训诫后,二人仍不思悔改,无理取闹,多次威胁、辱骂、恐吓劝解工作人员,并通过在劝访工作场所“上吊”的途径给劝解工作人员施压,情节恶劣。

克州中院认为,王增营夫妇的行为已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严重破坏了正常的信访秩序、社会秩序和国家机关的工作秩序,二人的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

律师提管辖权异议被驳回

裁定书显示,王增营提出及辩护律师辩称,本案管辖错误,程序违法。主要依据为,王增营夫妇在北京实施的涉嫌寻衅滋事的行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尚未侦查终结。因此,喀什市公安局无权侦查,阿图什市检察院无权指控,阿图什市法院无权审判。

但克州中院认为,我国法律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法院管辖。

本案中,王增营夫妇的居住地均在新疆喀什,且受到该夫妇辱骂、威胁、恐吓的对象为喀什有关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克州中院认为,其二人的行为同样也严重扰乱了喀什有关国家机关的工作秩序,故新疆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

克州中院在裁定书中称,本案经新疆自治区检察院、新疆高院指定管辖,阿图什市检察院及法院具有管辖权。

另外,对王增营及其辩护人提出的喀什市公安局无权侦查本案的意见,克州中院亦未予采纳。克州中院认为,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是否撤案,不影响喀什市公安局对本案行使侦查权。

裁定书显示,克州中院认为,本案原审判决定性准确,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8月4日,克州中院作出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